柱塞泵简图_徐虹:“艺术只分好坏，不分性别”吗？
“艺术只分好坏，不分性别”吗?
混凝土泵车
关于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思考
“艺术只分好坏，不分性别”这不是新话题，当代人类文化语境中的性别问题、种族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在此基本共识前提下，再抖出这个话题，实在既无聊又无奈。首先是关于男女性别的社会等级和男性中心的历史叙述，已经在大量事实基础上被语言构建，成为新的观念和常识，在此基础上的一切标准已有新的定义供参考和依据。可以说，之前的各种标准也是被构建的，如果按已经认识到的事实是以男性为中心而构建，那么，针对这样的中心质疑和颠覆显然是必要和必然的。于是“只有好环，没有性别”的言论沦为“旧论”，将“旧论”翻出来再说，再有“怀旧” 之癖，也嫌罗嗦了。
无奈的是，我在不同场合多次遇到这一“元问题”的“前仆后继”，而且经常是有身份的画家教授，主要是男教授(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一些场合，尤其是有女性在场，会踊跃地开性别玩笑，说一些歧视女性的话，以显示“雄性”的天然支配权)。在遇到这样的一些“教授”时，我一再回答和辩驳，当然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因为他们连礼貌听一下你的解释都做不到。除之外，我也曾撰文分析和阐明我的观点，但仍然继续遭遇“艺术不分男女，只分好坏”;“艺术没有性别，只有个性”等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含有很深的男性情结和对抗情绪，经不起现代思想检验的言论回击。而当这类言论出现在专业的艺术讨论会上时，不由人感到“今夕何夕”的惶惑，因为从一九九五年世界妇女大会至今近二十个年头了，无论学术界还是社会，起码对此有一些共识，因为报纸刊物不断刊登有关中国社会两性问题的消息和文章，比如在现代医学技术下，婴儿性别在娘肚里就可鉴别，于是女性在未出生时就被判了“死刑”，这导致中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将来有三千五百万正当壮年的男性找不到配偶而成光棍。另外看到老外爸妈领养中国小孩，绝大数是时下被抛弃的中国女孩，以至于一位旅居海外的年轻女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主题是“老外爸爸和中国女儿”。作为画家的教授，要教育培养画家学生，视野要较一般民众开阔，能预见祸福，就如古希腊先知看到灾祸临头向他们的人民发出警告。教授们要有社会责任感，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也应该依据先天的敏感，预见人们行为导致的社会结果，为此向社会发出警告。总不能自以为技巧了得，而不战战兢兢若履薄冰般地小心真理和公义的严厉审查。毕竟艺术家和皮鞋匠是有区别的，皮鞋匠可以为做出一双好皮鞋沾沾自喜，不分男女鞋匠，把皮鞋做好了或修理好了，合顾客脚就行。
能够较充分说明的是，这种思维和习惯如何内化为艺术女性们的自觉。在我策划举办展览，尤其是以性别作为一种文化身份来挑选女艺术作品时，或者当一些女性艺术家其作品的女性意识特征被策展人和批评家视作一种当代文化倾向而关注并加以评说时，反而会引来她们的否认。这大概由于中国的妇女对她们“被解放”已经觉得满足，当自己的艺术与“第二性”连接起来时，顿生被贬低的疑虑。有些女艺术家对策展人或者批评家以性别主题邀请她们参加展览，或者从性别角度定义她们的作品时，她们表现出来的不悦，当然不是她们以身为女性为耻，而是认为从性别界定她们的艺术，是将她们的艺术划为第二等级。我不想说而又不能不说的是，这在深层心理上，仍然是女性低于男性的性别等级观念在起作用，否则用不着这样急于否定自己的性别身份。
正是这种认为女性的艺术不如男性的艺术，才会导致以男性为标准的审美判断，才会导致“艺术只有好坏没有性别”的结论。因为任何言说都是在一定语境之中产生和建构的，无论是“除文本之外无别的意义”的形式主义批评，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党的路线斗争为纲”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批评，甚或以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为策略的各种批评，都是在其上下文脉络里和一定的“言说场域”中展开，没有没有语境的批评。“女性主义”言说也是在当代特有的语境里，在历史的言说脉络里发展和演绎。在今天如果承认社会仍然未能消除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现实，那么在男性中心文化语境里，“只分好坏，不分性别”只能演绎为“以男性审美标准为标准”。或许也有人认为“中国女性已经解放过头了”，认为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次序是天经地义的，倡导“妇女解放”，倡导“男女平等”是打乱了现实秩序，使得男性不再优越于女性;所以他们就觉得“女性解放过了头”。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展览策划中，在挑选作品时，策展人常“无意之间”忘记选择女艺术家。当有人指出这种“忘记”之不恰当时，得到的解释往往是她们的艺术格调不高，脂粉气重;或者认为她们的能力太弱，不够强有力量，缺少宏大深刻精神，只关心身边琐碎小事等男性先入之见。
我不知道，如果由这样的判断得出结论，说她们的艺术不符合某种“公认的”审美标准因而不能参展，不能进入美术史视野，那些不齿于被归入女性艺术家的女艺术家是高兴呢?还是谦卑地承认确实不如男人呢?
对于这个旧话题持坚决态度的，不乏一些理论上学养深厚，精通现代艺术理论的批评家和学者。他们在谈及女性艺术创作与性别关系问题时，脱口而出的仍然是“只有个性，没有性别”，“只分好坏，不分性别”等等。在他们眼里艺术标准是不证自明，象宇宙大爆发时外星球带来的物质，一切都是澄明的。在他们看来审美习惯和标准好像不是人们建构起来的体系，没有经过人类历史地加工积淀，没有混入各种历史的欲望，没有利益之争和偏见。这种将人类审美建构等同于科学知识系统，实在是知识的误会，“想的”和“真的”混淆的误会。十八世纪的现代哲学已经将自然的归自然，审美的归审美，伦理的归伦理，不同领域的区别和分析都已经很充分。到了后现代的人们，更将审美看作一种可以重新构型的动态系统，讨论和争议更突显标准的动态存在，标准在语境中的显现或隐退，在策略中的左顾右盼，以及立场和态度的选择切入。因为可以看到的是，美是主观的，审美标准是历史性的，是混合各种文化传统和资源，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明明灭灭”发展而来的，可以说，艺术变迁随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变化而或显或隐，何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变标准形态?就算从古至今的人们再绞尽脑汁，辛辛苦苦地要订出一个永永远远的标准来，事实证明是痴心妄想。否则那些表现宗教的艺术，歌颂帝王英雄和战争胜利凯旋的艺术，描绘穷苦人悲惨生活的艺术从何而来?现代抽象的想象、后现代的文化挪移和碎片拼贴又从何而来?各种各样的艺术史叙事和批评建构又何必多事。艺术显现的“历史”与人的事件，人事与场域发生的关系，都是由人建构的与精神趣味有关的选择和判断，好恶由人生成，并由占社会主流的诠释者定位。当社会由男性为中心，对艺术的选择和评价，对女性的艺术判断和定义，必然无法脱离这套建构体系。
当然，关于艺术的评价往往强调个性，因为艺术必然由个人承担创作(文革时期的集体创作又当别论)但不应该以此作为排除性别研究和批评的理由，尤其个性不能成为“她”的对立面，只能说“个性”由“她”而彰显，因为性别研究和性别视角自有本身的问题针对性，难以被其他批评角度取代。比如，当女艺术家们将女性身体作为语言载体时，可以从线条色彩结构乃至笔触去言说是否有激情，有视觉新鲜感等，但无法涉及的是从历史建构起来的女性心理和女性意识在作品中的自觉话语。反而，在这一方式展开中，个性也可以作为一条线索阐述女性性别在身体上的言说特征……话语是被建构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种植什么长什么，据耕种人的意愿留下痕迹，并且后人对遗留的痕迹再耕种，再延续生长新的痕迹，而且不同的家园构造的土壤和气候环境也不同，不可能千篇一律。再则，强势集团为了自己的话语建构而弱化或抹去弱势集群的话语，让她们成为无声的“虚在”，而正是由“虚位”才为以后的女性可以进入，并改写已有痕迹的理由。所以，如果女性被继续排除在建构体系外，或者话语的痕迹不断被覆盖和抹去而没有得到补充或者建构，那么，男女两性从根本上就做不到平等，哪还谈所谓的公正啊?再说“个性”本来就具有历史性的，只要人是历史性的，“她”总在历史中。在艺术研究中不可能不存在“个性”，但是要用空洞的“个性”替代性别视角的批评是不充分的，在这里“个性”有被抽空以后变成形而上的危险，没有现实感的“个性”只能是“无个性”。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不分性别只分好坏”，或“艺术只讲个性”之说，要么是将性别研究妖魔化，视性别研究为对不断变化的艺术标准的颠覆和对立，而不愿在当前语境下，结合性别反思来扩展艺术批评的内涵和增加思想的深刻性，充当习惯势力的卫士。要么无视历史文化制度的建构现实，从更本上视男性标准为标准，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违背这习俗了就是“大逆不道”。
而对于批评家来说，批评原本就是个人性的，个人的兴趣爱好加上学术积累，再学一点儿灵机和归纳，综合而成的具有敏感而现实的工作能力。这工作必然联系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观察角度的选择，必然有自己的历史认知和道德立场。如果我评价一位女性艺术家作品，会考虑女性如何看世界，女性和世界的关系等设计评价策略。而艺术家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强和弱，呈现方式尖锐或含蓄，立场观念明晰或模糊，建构形式有意味或贫庸无奇，也都将是我批评切入的思考途径和理论梳理的对象。所以没有没有个性的批评，也没有没有策略的批评，更不用说立场和态度在批评中的重要性。“只有好坏”或“只有个性”说穿是为了要维护既有的批评模式，或者从心底里就讨厌女性发出的声音。男性批评家这样提倡，要么是假装糊涂而“心怀叵测”;而女性批评家这样提倡，要么是真糊涂，属于“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要么就是因循偷懒，甘愿充当令自己都厌恶的“第二性”。
汽车泵车最长多少米
平心而论，这种论调之所以有市场因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历史原因是中国女性话语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际被建构，女性自觉的人格特征建立迟缓一步，要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渐发展而演变，因为人的建构是精神和文化的建构，要比政治和经济的的转型过程复杂得多。如“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现代女性转型命题，至今仍然有意义，因为这还在过程中，还在不断演化，并且随着不同阶段“改头换面”。比如，现在继续有人认为妇女就只能在家生孩子做家务，报纸也周期性地发出“让女人回家”的声音。对于妇女跨出家门的历史性一步，社会传统势力仍然有消极作用，并阻碍女性的继续现代转型。这种艰难性的关键在于习俗的顽固和长久的势力。清末时鉴湖女侠秋瑾当时看到了这一问题，她曾经在一女子学校讲演时向在座的青年女性指出，随着女子进入学校并不意味着女子的社会地位就此改变，指出她们中一些人上学是为了将自己当作商品包装，为了婚嫁讲个好价钱，而并不在意自己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存在，如流行的“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等。所以今天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仅是妇女已经走出家门的问题(当然还可以回去做全职太太)，因为今天妇女有大量学习和工作的空间。如果就此“她”仍然甘愿放弃经济和命运自主的机会，完全由男性控制“她”的命运，那只能解释“她”幻想象小说和电影情节里的女性那样做一个不劳而获的“花瓶”，以回避激烈的生存竞争，拒绝艰难的成长过程。另一个情况是现实环境引发的一种倒退，女人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物质欲望和社会分化导致价值观的挑战，引发理想和现实的决裂，也使得妇女畏缩不前。在我们的文化里，世俗性大于理想性，追求实际利益的动力，大大超过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一些打着理想主义旗号的行为，往往呈现追逐权力和利益的本色。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自我意识必然受到影响。所以，从根源上分析，女性对自我的认同与否，牵涉到社会公正和公平问题，也是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否正常化问题，更关系到人类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而对于女性艺术的认识和评价，对其中的“女性”进行观照和剖析，对其生长的形式和认知进行言说，不仅仅是笼统的“个性”所能涵括的，除非“个性”包含上述内容。这样一来“性别”和“好坏”和“个性”就不是互不关联的、对立的命题，而是“就在其中”。“只分好坏，不分性别”是一种情绪或站队表态，不是理论的审视和学术的建构。
对女性现实处境的关切，对女性创造才能的确认，对女性命运和人类命运关系的审视，是当代文化语境的反思下才有对以往一切进行重审的可能，性别反思的文化视域也出现不久，在中国尤其如此。学术上的新方法必然揭示新的问题，也就会有新的成果出现。从两性问题切入当代文化的研究方式注定带给当代人新的视野。同时，也难免给不习惯的人带来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