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提升泵站一体化价格_全球多元化与中国本土价值
全球化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复杂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东方主义话语大抵是边缘学者用来拆解主流话语的一种策略。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二元对立中，怎样既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去审视当代文化问题，又具有本土化的意识对全盘西化加以警惕，变得相当重要。
近些年这种不断增长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新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等新特征。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并走向后政治组合形式。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说，“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融合”具有普遍性，单独抽出任何一维作为未来世界图景来阐释其发展轨迹，认为未来世界是“文明的冲突”或是“天下大同”，无疑都是有其盲点的。
全球化中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文化互补化，起码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主义”，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西化了两个世纪的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中西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互动中，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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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
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有更开放的心态和新的看法：对中学西学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学不分古今中西;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对话。
由于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既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意味着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难以割舍的东西。同时，又不得不接受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很难认同到东西。因此，对中国而言，全球化问题不是变得简单了，而是更加复杂了。因为不少人将全球现代化看成是一个世俗化进程，进而将世俗化仅仅看成是一种个体生命欲望的张扬。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用“汉语写作”所面对的汉语读者群“在国内”这一特殊语境中，其问题就更为复杂和难以把握。在我看来，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展示个我的真正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如何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入手进行深度描述，即不仅从“自我”的中国人视域去看世界，而且也从“他者”的眼光来看“中国”问题，才可以真切地查明的自我文化身份，并对当今世界东西方问题有新的推进。尽管在全球化中不少人是双语写作，但母语的优先形式自不待言，这或许会导致某种身份错杂和问题的双重开启或双重遮蔽。在对私人空间或身体欲望重视的同时，同样有个“度”的问题，丧失了这个“度”，就会从有效的意义逆转成为丧失了合法性的无意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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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在认真思考多元文化问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对后殖民状态中西方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凝视和歧视加以拒斥和批判，并对其根本片面性进行认真审理和批判。不妨说，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正常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这个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种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一切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欲望和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使我们在新理性指导下，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文化形象。在反后殖民话语的同时，过分鼓动民族主义和东西方差异性，却有可能使宽容精神和远景胸怀消失在紧张对峙或者消费性大众文化中。甚至张扬民族差异而差异却不复存在，张扬民族精神而消费策略却使民族精神隐没不彰。如何避免这种反西化、反现代化导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如何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式下，使“第三世界”的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并在保持自我相对的差异性的同时，而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标准的认同，确实是非常值得冷静深思的事情。
民族主义是后殖民时代的热门话题。民族主义在张扬民族的正义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在有效的范围内团结民族的知识精英和民众，对西方的文化政治凝视和种族阶级歧视做出反弹性批判，而且可以对自身的文化策略和话语机制进行有效的改写，对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定位。但是，如果一味张扬民族主义而对抗世界主义，则有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即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对自身文化形象加以夸张性申述，从而重新走向冷战意识，走向自身的封闭和精神的盲目扩张。因此，对其正负面效应做出公正的评价，是当代真正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都只能从中国的当代实际出发，面对中国开放的新世纪图景，进行切实地有效的文化分析，从而确立自身的话语身份。
在多元文化观念的播撒中，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哲学家和理论家，以一种跨文化的眼光对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加以深度思考，积极参加这场深入广泛的国际性文化对话的讨论，探讨多元文化前景和自身文化出路的选择。问题在于，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加以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消解而达到矛盾的化解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这些关键性问题，绝不是可以轻轻滑过的。
在当前复杂的后冷战文化氛围中，要使倡导全球一体化理论和坚持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完全达到共识，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实践中我们既不可能完全走向西方中心主义，又不可能彻底坚持文化相对主义，而只能清醒地对这二者的问题加以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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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问题使我们明白，当代中国问题决非任何单一模式可以解决，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这使得我们必须既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厘清全球化理论的某些误区;既清醒地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网状问题，又不是情绪化甚至煽情式地决然对立，从而对新世纪的跨国际语境的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正确意向性判断。
无论是跨国关系问题的来源和结果，问题的转移和遮盖，都逃离不了全球化语境。强调差异性、边缘性、少数话语成为第三世界话语向第一世界表达自己思想的基本模式。这种叙事有两个好处，首先获取小话语向大话语的亲近，以此来获取小话语的合法性。同时这种小话语表明了第三世界的空前的失落，希望获取第一世界的话语的支持。抓住历史的契机，把握全球化构成中的处于低势位的“转型期中国”或“发展中的中国”所具有的流动演化性，追问民族身份认同在价值创构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才能使知识者在话语转型中体认到这种境遇所提出的挑战式机遇，并转变僵化观念抵达多元性对话，从而将务实性思考推进到中国问题与全球化问题前沿，进而为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确定奠定思想基础，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输出”和“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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